证诸理论与实践都可以发现，从人在世间的表现而言，每一个人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

结语 综上，通报批评可以概括名誉罚的各个种类，具有统括名誉罚总称的功能。公表所指的是行政机关在行为人局部履行义务或者不服从行政指导的场合，可以对相关事实进行公开通告。

所谓第二层次的义务，是指社会成员因违反第一层次的义务所导致的应该承受的法定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针对的协助计划生育管理义务。与现行的《行政处罚法》内容相比较，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为新法）在行政处罚种类方面，第9条第1项设立的类型中，除了现行法第8条规定了的警告之外，还并列地新增了通报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设定的协助计划生育管理义务者尽管在条款文字中没有直接规定单位的义务，但从实际承担义务者的情况看，也是单位或主要是单位。马怀德：《〈行政处罚法〉修改中的几个争议问题》，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 4期，第 7-9页。

在此想作些比较的是，在新法中与通报批评同列一项的警告，其针对的社会秩序则更为一般和日常化，更具基础属性。这里，所谓第一层次的义务是由相应的法律规范设定的秩序所产生，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普遍必须遵守的义务。二、从行政程序法定到义务性行政程序法定 这里需要先对行政程序法定原则的含义做一个界定，以为整个讨论奠定前提。

如香港斯托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诉泰州市人民政府招商引资协议再审案（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最高法行再99号行政裁决书）。对于权利性程序而言，法定程序则不仅指成文法规定的程序，还包括正当程序原则所要求的程序，后者对前者发挥补充和托底作用。对于改革实践中先行取消或简化义务性程序的行为，应依据程序权利保障原则加以判断，只要改革试验没有减损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或者增加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义务，就可以评价为合法。行政程序法定不仅指行政程序应由法律法规规定，更指行政机关不得在成文法规定的程序之外自行增加程序。

二是执法或者司法机关应当严格遵守成文法的规定，不得经由解释而予以质的改变。严重违反了行政程序应当遵循（的）程序法定原则、相对人参与原则、程序公正原则。

首先是2013年10月1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的北漂小伙为办护照返乡6次多跑3000公里的事例（下文简称周某办理护照案）。在陈彪、陈灿玲等诉北海市国土资源局案[17]中，原告诉称，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或申请听证的权利，行政程序违背听证制度的立法意愿及目的，严重违反行政许可、行政登记、行政决定的程序法定原则。可以看出，当行政行为在实体上对行政相对人不利时，在程序上则是有利的。[23]参见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8行终226号行政判决书。

在法律适用上，维护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原则是不溯及既往，但这个原则也有例外，其典型是有利法律溯及[55]和程序从新原则。[27]所谓义务性程序，即对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第三人而言，这种程序对他们是不利的，本质上是他们所承担的一种程序性义务。上述两个事例或案例所揭示的事理已经充分表明，应当把义务性程序纳入法定的范围。[32]为此，他往返三百多公里外的老家6次，奔波半年，跑了3600多公里，也没有把护照办下来。

就观点而言，则值得讨论。在云南欣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撤销案[19]中，人民法院认为，被告未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申请听证的权利，且未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决定获取救济的途径，行政程序违背听证制度的立法原意及目的，严重违反行政许可、行政登记、行政决定的程序法定原则，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1354年英国《自由令》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或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其继承权和生命。证照分离改革对于减少审批、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这些改革试点涉及对现行法的变革。

但要更为全面地厘清这一问题，还需对行政法定原则的宪法理论依据作进一步论述[42]同前注[33]，孙平文，第41页。[41]二是第38条规定的人的尊严。李海平：《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第1062-1075页。学界主流观点以个人信息民事权利为此基础，该种观点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存在需要反思的问题。另见张新宝：《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主要矛盾研讨》，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5期，第50页。

[16]王锡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147页。上文提及的针对不同个人信息侵害风险源，配以不同部门法保护，正是在落实该原则。

国家机关与非国家机关，均负有不得侵害自然人民事权益的义务。根据前述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根本目标，其所保护的并非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而是个人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的主体尊严。

在以管理法为核心的公法挤压私法的现象并不鲜见的今天，这种担心值得理解与同情。[10]②认为只有民事责任能真正弥补信息主体的损害，因为其主要形式是赔偿损失，以恢复被侵害人的权益为目的。

二、重省民事权利基础论 （一）民事权利基础论之理路 民事权利基础论包含以下三项核心命题： 第一，主张个人信息本身是民事权利客体。[57]第二，欧洲学者敏锐地提醒：在占有性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在私有财产和市场法则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权利分配方式的时代，‘信息自决权日益被解读为在暗示个人对其个人信息具有某种可转让的财产权，即个人信息是个人的财产。[8]同前注[3]，程啸文，第5-6页。即使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也只是辟出一小节、五个条文来设立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特别规定，对许多问题依旧语焉不详。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第七章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违法侵权的法律责任，但其中大部分内容只适用于私主体，例如第65、70条规定的行政处罚，以及第68条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因为该条遵循的过错推定原则与《国家赔偿法》上的违法责任原则大相径庭。姜峰：《民事权利与宪法权利：规范层面的解析——兼议人格权立法的相关问题》，载《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第15-16页。

随后，无论是《刑法》《民法典》，还是《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都是在为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提供制度性支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当《民法典》第111条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第2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时，它们并非在规定一项民事权利，而是在落实宪法基本权利。另见张里安、韩旭至：《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权的私法属性》，载《法学论坛》2016年第3期，第128-129页。

[66]在此视角下，与《民法典》的识别标准相比，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识别+关联标准虽更宽泛，但并未突破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内在限制。第一，厚基础，即作为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可以为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具体领域的个人信息权益提供宪法依托。这一条在二审稿中被删去，国家机关公开、提供个人信息的活动由此失去明确的法律规范。而民法保护体现了对个人信息所承载的尊严、人格、隐私、财产等重大利益的关照，对一个私权保障仍在途中的国家，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意义。

一方面，根据《民法典》第1035条第1款，处理个人信息应征得信息主体同意，除非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即使信息主体同意，若无法律授权，公权主体也不能处理个人信息。

这无疑是一种缺漏，因为不能以同一套工具性权利束同等适用于国家机关。只有在确定个人信息权益究竟属于何种法律权利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推演相应的法律义务、责任和规范，达至一套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

对此，《民法典》第1034条表述为：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为了全面保护民事主体的利益，在民法之外，通过刑法、行政法乃至社会法来保护民事权利，是法律保护的常态表现。